寂然凝虑,思睿明理;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他的眉宇之间,既流露出医学专家的严谨与精细,又洋溢着湘西汉子的浪漫与洒脱。在显微镜下五彩的微观世界里,用慧眼去领略辨识。在人文医学丰润的宏观世界里,用心智去洞察探索。躬耕杏林,他孤独地坚韧行走,只为呵护那一朵朵灿烂的生命之花。
(图为吴勇军教授)
记者:“工作不会使人的生命有意义,是人的生命使工作有意义”,您选择了医生这份职业,就意味着要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请问您坚守的是怎样的生命情怀?
吴勇军:我的母亲是学医的,小时候只记得母亲每天忙碌的身影,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病人召唤,她就会急冲冲地出门。在中学的时候,一位祖辈身染重病,由于诊断不清治疗也无效果,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忍受病痛折磨慢慢死去。生命的消逝如此苍凉,让我触动很深。那时我就暗暗发誓以后要学医。
母亲从医的熏陶以及成长的经历,让我逐渐深刻地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生命只有一次,它是神圣而庄严的。宇宙之中,最值得敬畏和珍惜的唯有生命。正是因为生命极其可贵,所以要积极战胜病魔去呵护它,让它迸发出绚丽的光彩。这种生命情怀内蕴为一种信念、一种蓬勃的力量,激励我考入了南华大学医学院并从事了病理诊断这份工作。
目前世界各国医学界公认最可信赖、重复性最强、淮确性最高的是病理诊断,与其他诊断手段如B超、CT、MRI等相比,病理诊断报告的不是影像学的描述,而是明确的疾病名称,临床医师主要根据它决定治疗方案、估计预后、解释临床症状及明确死亡原因。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尤其是肿瘤)的最后一关,被誉为“终极诊断”;病理医生,国外称之为doctor’s doctor,是医院里的“法官”。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悲悯之情,让我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担心因诊断不全延误病情,也害怕因诊断不严谨让病人失去一条腿或一个胃。我时常紧绷神经不敢懈怠,努力去钻研新知识、新技术,因为我面对的不只是切片,而是切片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记者:无论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孙思貌的《大医精诚》,都将医德看成医者从业的灵魂。作为一名病理科医生,您如何修炼并践行自己的职业道德?
吴勇军:“医者德为先”,我始终认为无德之人是当不了好医生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仍然不折不饶,这就是道德的坚守。晋代名医杨泉曾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就指出了医生必备的职业素养。
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年少心高,胸怀献身杏林的殷殷情思和悬壶济世的拳拳壮志。那时是一个梦想和追求,更多的是膜拜医生这份职业的荣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心智的成熟,在长年累月的摸爬滚打中,在历经坎坷的历练中,在工作的点点滴滴中,我已逐渐地把当初的激情沉淀为厚重的操守。现在它不再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
立责于心、履责于行。从事病理诊断工作二十余年,我努力工作不断进取,只源自于内心那份生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现在我每年要诊断上万例病人,为其他医院会诊疑难病例数百例,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履行自身职责。病理医生对于临床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小到手术台旁的快速病理报告,大到新发传染病的尸体解剖,直至癌症的诊断和医疗事故的鉴定都需要病理医生的介入。只有积累了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才能胜任“医生的医生”这个角色。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行道如水这是我的人生标杆,也是我坚守的价值追求。常修为医之德、常怀律己之心,赤诚情怀廉洁行医,才能为自己的人生填抹上坦荡而正直的底色。
记者:病理科医生被称为与孤独相伴的“幕后英雄”,是什么激励您走上病理诊断研究的道路并坚持至今?
吴勇军:在大学时我认为病理学是最难学的科目,当时只知道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形态改变以及相关器官功能变化的一门学科,涵盖了医学的所有范畴。偏偏我骨子里有股韧劲,不畏难能吃苦,毕业后就鼓起勇气到了病理科。结果我望着书柜里很多册上千页的“大部头”就惊呆了,主任告诉我不仅要翻遍,还要读懂;光看书还不行,每张病例切片都必须过目。
相比其他学科,病理科更需要积累性与经验性。不管使用什么高级的设备,最终的读片还是需要人来判读。这也决定了病理医师培养不是“短平快”的过程,而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与沉淀。如果一个病理医生一天能看10例切片,并且每一个工作日都不偷懒,那么他一年可以看2510例。而要完成1万例的入门目标,他需要看近4年;要完成5万例的高级目标,则需要无怨无悔地看上近20年。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干病理这行就必须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默默耕耘。我经常每天在显微镜前一呆就是10多个小时,这也练就了我踏实稳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身处喧哗尘嚣当中,人的逻辑容易偏离缜密明辨的轨道。只有内心清净,才能进行坚实通透的思考和体悟。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选择了成为一名病理科医生,便乐于与孤独共舞。
记者:实践性是医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您在病理诊断的日常工作中是如何不断地摸索提升,从而练就了捕捉病魔的火眼金睛?
吴勇军:刚工作时,我天天泡在科室里,大概两年就把那些藏书都翻了个遍,还把当时工资的大部分都用来买书。病理诊断实在是难,光有书本的知识还不行。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细胞、没有相同的两张切片,要辨别其细微变化还必须具备“判断”能力。而这就靠日复一日的积累、靠求真务实的严谨。
2004年我在北京医科大学进修学习时,有幸得到了廖松林教授的指导。廖教授当时已经是国内病理界的泰斗人物,年近六旬但他依然每天坚持看片。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会诊病例,只要到了他手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他就立即会诊,不让病人因为等待结果而延误治疗。常常为一张疑难片子通宵达旦,别人戏称他有“嗜片症”。他告诉我:是因为勤奋、敬业,数十年如一日,他才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病理医生眼中的“片子”,实际上就是病人,心中有病人,所以才那么辛勤付出。怀揣这样的理念和情怀,我也一直在努力。我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都在10至12小时,时常也废寝忘食。坚持阅读专业文献,及时掌握学科前沿动态,不断地充电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勤勉精习、博采众长,方能成大器。
记者:医学是科学,也是艺术。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
吴勇军:我非常认同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其实很多人去看医生,存在倾诉和沟通的渴求。病人有情绪要宣泄、有痛苦要解除,医生就要对病人进行身、心、灵的抚慰,在其生命最软弱之时恰如其分地为其输送精神养分。
医学是科学,但是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高度人文化。医学的现代性危机集中表现为人文精神的衰落和缺失,现代医学由于技术飙升引发了道德危机,也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正所谓“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长久的反思让我萌生了这样一种感悟,在听课、会诊阅片、参加疑难病理读片讨论的过程中,其实我面对的早已不仅仅是一堆切片、病史摘要、临床所见、手术所见,而是各种信息生动流畅的交汇,在头脑里组合而成的“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生命。
所以,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技术的盲目信赖者,把高级复杂的生命现象仅仅当作简单的公式推演,视生动各异的患者如千人一面的客体。如此的生硬对接,只会致使工具理性抬头,远离医学“以人为本”的本质。我更愿意成为一个艺术家,在致力于研究病理诊断技术的同时,也满怀温情地以人文的视角来关照生命,探寻生命神韵的绚烂和丰美,让我从对个体生命的体悟升华为对公众群体生命意识的认知与健康生存状态的捍卫,成为对生命终极关怀的守望者和践行者。
我是从湘西州走出来的人,凝山岱之灵毓、集水秀之柔情,那片神奇的土地赋予了我丰厚的文化基因。生命是永恒的主题,我愿意倾情为之歌颂吟咏。躬耕杏林,呵护那一朵朵生命之花,让它们健康绽放吐露芬芳。这是我的美丽梦想。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做梦者才杰出,我们别无所倚,惟有对期许的追求;我们别无所长,惟有对承诺的执著。”谨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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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军,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业务副院长,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生于1971年9月10日,湘西人,苗族,毕业于南华大学,博士。政协湘潭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第十届委员会骨和软组织肿瘤病理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病理学组委员,中国病理学工作者委员会常委,湖南省医学会第十届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理事,湘潭市医学会常务理事,湘潭市医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湘潭市临床病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湘潭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融城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专家,湖南“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人选,湘潭市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湘潭市少数民族联谊会理事,湘潭市岳塘区少数民族联谊会副会长。1992年—1993年在中山医科大学病理学系学习软组织肿瘤病理,师从林汉良等知名教授;1994年—1995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进修诊断病理,师从廖松林等教授,接受系统的诊断病理学训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诊断病理基本功。从事病理诊断工作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学、细胞学及尸检诊断经验,擅长肿瘤病理诊断,在软组织肿瘤、骨肿瘤、头颈部肿瘤及淋巴瘤诊断方面有一定专长。在《Asia-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华肿瘤杂志》,《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肿瘤防治研究》,《现代生物医学进展》,《中国现代医学杂志》,《中国医学工程》,《实用预防医学》等杂志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荣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6项。主持卫生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立项在研课题4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两项,参与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两项。(记者 潘颖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