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文章原载于《湘潭文学》2016年第2期第71-79页,全文1万1千余字,作者为原湘潭电视台副台长谢泱宏。文中记载了46年前发生在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市“工人医院”内的一段尘封往事:当时的儿科医生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成功抢救了她那患“结核性脑膜炎”的儿子,创造了那时的医学奇迹,至今仍让他们一家对工人医院充满感激之情。

惊心动魄的爱心交响曲

——写在为儿子战胜死神的日子里

文中的主角——儿科医生汪润荪 遗照

1971年3月19日发生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是一个用心血和泪水刻在我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这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在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四病室守候着打吊针的儿子,韧韧的身旁。同时焦急地等待着丈夫的到来。突然,“哇”的一声喷射性呕吐,儿子将肠胃里的浆液从嘴巴里、鼻孔里一齐喷射出来。他的身上、被子上、我的头上、身上,甚至连打吊针的支杆上……到处都沾满了残液。紧接着便是狂躁的惊叫和狂动,时仅两岁九个月的他居然发狂似地将自己的头使劲往床头铁柱上乱撞。怎么也按捺不住他。我亡命地高声大喊:“汪医生快点啰,救命呐!”因为我十分清楚这是结核性脑膜炎的明显症状。

三月初以来,儿子韧韧一直低烧不退。在市人民医院门诊几天不见效。我们从丈夫的同学——中医院主治医生朱建孝那里得知市工人医院(即现在的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位从省儿童医院下来的儿科主任医生,医术很好。便舍近求远,于3月8日来到这里就诊,汪医生留下我们住院观察。

汪医生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是留苏博士言教授得意门生,下到这里是做骨干医生。入院后,他给韧韧做了很多检查,并将x光片结果告诉我们,说是“肺门淋巴结核”的可能性大。但仍需观察。并告诉我们,“如果是单纯的肺门淋巴结核不要紧,打打链霉素,服点雷米封,不要多长时间就会好的,但绝不能让其发展成粟粒型结核,因为一旦形成粟粒型结核就会导致结核性脑膜炎。从目前状况来看,脑膜炎的症状还不明显,没有喷射性呕吐,没有狂躁的表现。”“结核性脑膜炎”!多么可怕的名字,多么令人担心的忠告!几天来我和丈夫日夜提心吊胆地守候在儿子身旁,细心观察,唯恐放过一丝一毫的变化。我们当然希望尽快确诊,尽快对症下药。但希望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从3月8日至今是11天了。儿子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精神更差,整天无精打采。我们知道这不是短时间会好的事,所以丈夫回单位请假去了,顺便回家取点衣服来。这天,韧韧听说爸爸要回家,勉强睁开眼睛嚷着要爸爸给他带木枪来。(他最喜欢的)

听到我的喊声,汪医生及其医务人员立即跑过来详细询问了呕吐的情况,我无一遗漏地描绘给他们听。

“如何搞好,如何搞好!”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中我的的丈夫满头大汗从人堆中钻了进来,一头伏在儿子的床前,双手抱住正在发狂的儿子,又是伤心,又是痛心地一声接一声地喊着:“韧韧,崽耶,你快醒醒吧!”任凭他怎样呼唤,儿子还是没有回应。有的是那全身的躁动和歇斯底里的狂叫。此时,我夫妻二人哭成一团。

大约五点多钟,汪医生把我丈夫叫到医生办公室,二十多分钟以后,他带着不应该有的笑容回到病房对我说:“你莫急,汪医生讲,咯是好事不是坏事,等下他们就会采取措施的。”其实我十分清楚,他的笑是装出来的。什么“是好事,不是坏事”都是安慰我这位母亲的。

晚上七点多钟,只见七、八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涌进了我们的病房。他们有的拖着高杆无影灯,有的端着盘子,有的拿着针。突然一个医生一把从我手里抱过儿子,另外两个人一把拉住我就往外面拖,我还没反映过来,门“砰”的一声关得紧紧的了。两个护士夹住我的胳臂,一声不响地和我一起站在走廊上。我边哭边问他们到底是采取什么措施。护士一言不发。一阵揪心的惶恐,搅得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地想知道究竟,瞪大眼睛密切注视着病房紧闭的这扇门。

“哎——”一声惨叫,我应声瘫软在地上,随后使出全身力气挣脱护士的双手,要向病房冲去,又被两双强有力的双手拖了回来……, 一声惨叫过后,儿子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便双膝跪在地上,垦求护士放我进去看一眼。不忍心目睹的护士背过脸去,用手死命抱住我。走廊上站着的病友、陪人也都过来帮忙,有的劝解,有的安慰,有的擦汗擦泪……而我却像一头咆哮的狮子,时而捶胸顿足,时而用头撞击墙壁,弄得护士手忙脚乱。正当大伙无可奈何之时,门“哗”的一声打开了,只见一个护士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冲出病房,飞快地向外跑去……汪医生也随着出来了,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哭没有用的,你的儿子脑子很累,需要休息和安静,也许要24小时以后才能醒过来,能不能醒过来就需要你们家属和我们医生的配合了,你懂吗?”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我可以去看他吗?”“看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吵醒他。”当时,我并不知道医生这些话是善意的谎言。

走进病房只见儿子的手脚同时在打吊针,鼻子里插了氧气管。显然,人已经昏迷了,我轻轻走近前去,小心翼翼地摸着他那张惨白的小脸。小声地叫着他的名字。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滴在他的脸上,他仿佛十分顺从似的一动不动地静静地躺在那儿,尽情地享受着这伟大的母爱。医务人员作了一些交代,相继离开了病房。屋子里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沸腾了一个多小时的屋子一下变得如此冷清,静得是那样可怕。我夫妻二人谁都不知道要开口讲什么。良久还是他先开口了,只见他两眼通红,硬咽着喉咙,半天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吞了吞唾沫后才慢慢告诉我:“刚才那声惨叫,就是汪医生为韧韧做手术时发出的声音,这种手术叫‘穿刺’。是很痛的,要将人的头和脚弯成一堆,从脊柱缝中抽出脊液来。脊液已送去化验了。不论是什么结果,我们都不能乱了方寸,要时刻观察他的变化。”我一言未发,会心地点了点头。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候,像是等候着失踪儿子的消息,又像是等候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总之,是在等候着一种渺茫的希望……

我时而摸摸自己亲手给儿子编织的毛衣;时而又拿起他爱不释手的冲锋枪,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心想,难道他……

“霹雳”一声炸雷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起头来看看窗外,一道电光划破漆黑的夜空,把天地照得透亮通明。借着电光我仿佛看见我那宝贝儿子瓜瓜坠地时的那张漂亮的小脸;又仿佛看见他穿着披风,挎上木枪唱“样板戏”的那可爱的模样……禁不住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68年4月29日深夜11:48分的往事……

婴儿刚从母体露出半个头来,护士小姐告诉我,看头型像个姑娘。我实在生得好辛苦,从下午四点多钟到这个时候,已经七、八个小时了,只要孩子快点出来,管他是男还是女。我连声对医生说:“医生请快点啰!”“一二三”医生数着数,叫我憋足气,和他们好好配合一下,果然毛毛出来了。生下来以后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我当然喜出望外。因为丈夫家单传,我生了男孩,丈夫家后继有人了,我也就放心了。

医生将毛毛冲洗干净抱给我看。我仔细端详,只见他一张水红色的小脸,秀秀气气的眉毛下长着一双双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脑袋又圆又大。真是好看。

儿子的降临,确实给这个20多年没有小孩的家庭带来无穷的欢乐,公公、娭毑六十多岁才得长孙在那个年代实属少有的。无疑最高兴的是他们二老了。尤其是公公整天乐不停、忙不停, 过去沉默少语的他,现在是见人就笑。半个月以后,为毛毛取名,父子俩发生了争执。父亲说他的孙子是天上的祥云,要取名为“紫云”,而儿子却要送给自己儿子一个能支撑人生风雨的好名,翻阅词典才取名为“韧”。其意为柔软而坚硬,是希望他今后具有顽强的毅力、坚韧不拔、百折不饶的精神,当然老父亲拗不过有文化的儿子。

韧韧一天天长大,我们家的欢乐与日俱增,除了模样更加漂亮外,聪明伶俐得实在可人。长到八九个月就会做很多花样,逗得大人开心,在那个人人敬仰毛主席的时代,他也出奇地尊敬毛主席,听见别人唱“北京的金山上”他立马摇头晃脑,只要看见毛主席像就敬礼。有一次,我抱着他上街,家家门口都挂着毛主席像,他看见一个就敬礼,走了一段路,只见他脑壳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逗得路人发笑。

我们家和电影院近邻。韧韧长到一岁成了电影院的老顾客,同时也是“一张票”,谁想进去看电影,只要抱着他到门口一站,他便主动张嘴就叫人,逗得守门的伯伯、阿姨个个好开心,连忙会叫他进去看电影。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谁也记不清他看了多少遍。由于耳儒目染,加上他天性模仿能力强,不到两岁的他什么杨子荣“打虎上山”、《红色娘子军》军歌他都能一字不漏地唱出来,并且披上披风跨上木枪像模像样地表演。想着过去的韧韧,看着眼前躺在病床上的儿子,我怎么能止住伤心的泪水哩!

晚上九点多钟,汪医生终于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脊液送检结果表明为:“结核性脑膜炎”。白细胞高达八千多,是极为罕见的一种。同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而且要我们做好最坏的心里淮备。顷刻我如同掉进了冰窟,脑子一片空白。有的就是满腔怨恨,我恨苍天无眼,病魔无情;平日热情奔放,满面春风遇事冷静的丈夫,此刻也无法平静,悲痛的程度更令我痛心。他时而泣不成声,时而哀叹不已。这一夜,我夫妻二人滴食未进,粒米未沾,心中丝毫没有自己,满脑子都是“儿子”;这一夜我们一秒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一声声一句句地长吁短叹,心在一滴一滴地流血,整个身心在痛苦煎熬。第一次感到度日如年的苦痛;第一次感到24小时如此漫长;第一次感到人生如此残酷……从黑夜盼到黎明,又从黎明盼到黑夜。儿子依旧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二天朋友们闻讯赶来,有安慰我们的;有陪我们守护的;也有回家向父母谎报“军情”稳住老人的。然而任凭他们怎么劝说,我们仍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儿子身旁。

离昏迷24小时只有半小时了,韧韧还没有任何反应,医生们仍在耐心地等待;朋友们都在为我们捏把汗。我夫妻二人更是如坐针毡。我不停地给他嘴唇沾水,水顺着嘴角留下又擦,擦了又沾。突然,我停住了手,俯身细听,好像有点吞咽的声音。我再涂上一点,试探着自己的听觉。“是的,是吞水的声音!”虽然声音是那样的微弱,但凭母亲的直觉,我感觉到了!我反复肯定地告诉大家。赶快让开身子让丈夫和医生仔细听听。他们的表情证明了我的判断。我惊喜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紧接着只听见儿子“嘿——”地嘘了一口气。这一声嘘气仿佛是只正在歇气的皮球发出的;又仿佛是运动员跑完了终点发出的叹气声。我正在费解地观察,只见他眼睛不停地翻白,嘴角不停地抽搐。“哎呦!”我又一次惊叫起来。心想这不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嘛!“儿子快没了!”不知怎的我脑子里立刻闪出了这一可怕的念头,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儿子,生怕医生立即把他抱走。是汪医生大吼一声“赶快松手,他有救了!”我仿然大悟,但又半信半疑地将手松开,望着汪医生那张严肃而充满希望的脸。等候着奇迹的出现。

不一会儿,韧韧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手也微微地动了一下,用汤匙喂一点点水,也能吞咽了。汪医生又作了一些检查,确切地告诉我们“他活过来了,但并没有脱离危险。”“他活过来了”我真真切切地听清楚了这一句对我十分珍贵的话。我兴奋得不能自己。

然而,活过来的儿子不是病前的韧韧了。他没有语言,没有笑容。有的是哭声和叫声。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吊针。一个多月以后又抽了一次脊液化验。由于大剂量使用雷米封和激素,所以病情日渐稳定。狂叫的时间次数逐步减少。我夫妻二人每天接屎接尿,喂汤、喂药,两个人都忙不赢。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为了防止褥疮,每天都要抹澡。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谁也没有怨言。

四月二十九日是韧韧的三岁生日。这天,我们没有为他过什么隆重的生日,只是陪他度过了灾难性的三岁。这时的他仍不会讲话,虽然能站,但不会走路,更不会笑。尤其是把嘴一裂马上就收的那种笑,实在可怕。但从这天起,我和丈夫作了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既然儿子活过来了,我们就要对他负责,就一定要让他活得正常,力争不留或少留后遗症。因此,我们又像带一岁的毛毛一样,又从头训练他的发声、走路、笑,告诉他认人辨物、数数……三岁的儿子,便又重新开始牙牙学语了。只不过这一次学习比第一次难度更大,因为是在脑子不正常的情况下学习。模仿起来非常困难。表达也极不淮确。我俩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信心百倍地一次又一次地教。哪怕他只发出一点相似的音,我们也会拍手叫好。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近个把月的训练,韧韧又能比较清楚地叫爸爸、妈妈了,也学会了沿着床边走路了。我们不断教会他的新知识。如笑、唱歌、跳舞等等。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我们硬是用爱心唤回了他的记忆。儿子又如病前一样活泼可爱了。从此病房到处都能听到他的歌声和笑声;又能看到他带上披风,挎上小木枪像模像样地表演“样板戏”了。特别好笑的是一位病友还主动为他操京胡。他们的天然配合常常赢得病友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欢乐的气氛使整个病房生气盎然。医生、护士、病友个个为之高兴。这一段时间儿子的病症控制得很好。性格、脾气也恢复到以前一样乖巧、听话。丝毫没有“一病三娇”的毛病。只有三岁的他打针从不哭脸。

这期间,有三位“结脑”患者相继住进了我们同一病室。同病相怜。我们住的早,自然给了他们很多关照和帮助。特别是隔壁病房的一位女性病友,对她我们更是多一份关心。因为这个姓苏的病人,年仅18岁就有了身孕,她身上寄托着两条性命,而她家境却十分贫寒。出于女性的本能,我每天都抽空去看她。一天,我照常去看她,只见她拿着我的手对我说:“姐姐,我身上有石灰,头上有糠头,你帮我打掉啰。”我顿时十分惊愕,昨天还高高兴兴地向我要肉饼子吃,怎么今天就突然讲起胡话来了咧……苏的爱人告诉我医生见小苏化验结果不好,认为原有治疗方案进展太慢,从前天起采用了新的治疗方法,说是用一种“鞘内注射”的办法,也就是每天从背脊骨里抽出1cm脊液,又注射1cm链霉素进去。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他告诉我,医生讲这就等于直接把药水注射到脑子里杀死结核菌要快得多。因为小苏怀有身孕,时间上不能再拖了,但这种办法是有风险的,医生也是无奈之举。于是他们就同意医生的意见。

想起儿子第一次抽脊液的情景,我心事沉沉地离开了病房。第二天小苏病变,抢救无效两命呜呼了!小苏的死无疑给我们心灵抹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我们的儿子一旦停止激素,人还会正常吗?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我和丈夫心中盘旋……

继小苏去世后,紧接着又一个六岁的“结脑”小孩死去,另一个“结脑”病人见状便转院了。病室里又只剩下儿子一个“结脑”病人了。“结脑”病人的不幸,给我们相当大的压力,恐惧随时袭击着我们。

五月上旬的一天汪医生告诉我们,激素连续使用不能超过三个月,否则会带来许多后遗症,他淮备为韧韧撤去激素。并要我们作好防止病情反复的心里淮备。五月十号左右激素撤了,采用了中药过渡。第三天儿子又不行了。强烈的脑膜刺激又一次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较前次更为疯狂的惊叫震荡着整个病房。特别一到下午四点多钟更为严重。看不得我们吃饭,见不得用拖把拖地。晚上通宵达旦喊叫哭闹。为了不妨碍他人,我们只好抱着他到外面走来走去。有一天,我抱着他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正好看见他爹爹在拖地,我来不及躲闪,他便一下挣扎着从我怀中跳下去一把抱住他爹的腿,又是狂叫,又是咬人。急得他爹爹打开窗户不顾一切将拖把从二楼向窗外一扔。此时我们三人抱头痛哭,其状惨不忍睹……

接着又抽了一次脊液化验,其结果比第一次更糟。汪医生当即提出“鞘内注射”的建议。回想起小苏接受鞘内注射的结果以及六岁小男孩死去的情景,我俩不寒而栗。我们知道这是汪医生丧失信心的信号。难道我们的儿子也会要重蹈覆辙吗?面对这个重大的决策,我们商量了一个晚上,决定暂不接受这个方案。第二天我丈夫访问了两个曾患过此病又同时接受过鞘内注射的病人家属。一个是当时市委书记;一个是政协副主席、统部长。他们的儿子,前者留下了“驼背”的后遗症,后者则是个“痴呆”。活生生的事实摆在我们两个不满三十岁的父母面前。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我们既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儿子被针打死;同时又不能看着儿子变成残废或白痴。作为父母绝对不能草率,一定要对儿子的今后负责。于是,我俩下定决心,一定要说服医生,请他尽最大努力,再谋他方,挽救出一个健全完整的韧韧。

这天晚上医生办公室只有汪医生和我的丈夫两个人。我抱着儿子,远远地望去。只见韧韧的爹爹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个不停,汪医生来回踱着方步。谁也不开腔讲话。良久,我的丈夫像吃了豹子胆似的大声说话了:“汪医生,难道你除了这个办法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个办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汪医生沉思片刻,显得无可奈何地说:“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我会出此下策吗?”停了一下,他若有所思地说:“要么你转醴陵163医院,那是结核病专院,要莫你自己去找一辆小车,(当时医院仅一台救护车也坏了)我们带着韧韧去省医学院附属二院找我的老师——言教授,看他有什么办法,其他的实在想不出了。”

真不知汪医生是为我们父母的真爱精神所感动,还是韧韧的聪明可爱激发了他的善心,或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激发了他大脑中哪根神经,他突然开窍了,想出了这个好办法。

“好,好!我有办法找辆小车!”我丈夫连声接应,后来只见汪医生还在讲什么,我就没有再听下去了。不一会丈夫一阵风似地跑回来将这个喜讯告诉我。并告诉我言教授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科教授之一。是湖南儿科第一人,曾有不少儿科专著为小儿科教材。无疑这一喜讯如同一支“强心针”,又将我俩濒临死去的心激活。

我的丈夫,时任某局团总支书记兼秘书,他人缘很好,所以他蛮有把握地说他有办法找辆小车。其实,在那个缺少汽油连公交车都开不动,我们这小城市“出租车”的名字尚未诞生的年代,找辆小车谈何容易。就是市委机关也只有一台小车,市政府机关也只有两台小车。私人出面找辆小车去长沙为儿子看病,比现在去北京还难得多。而他居然向市政府行政科借了一辆“伏尔加”轿车。实属不易。

第三天,按汪医生的吩咐,我丈夫亲自出面请了副院长杨大夫陪同前往长沙求治。五月二十日,我们一行驱车前往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一路上我思绪翻滚,因为成败在此一举。

这天,言教授正在听“5.20”声明发表一周年的纪念报告。当天正好是星期天,言教授不上班,我们选择了一个他回家必经之地坐下。十点多钟,散会了。汪医生和杨院长马上迎了上去。他们满面笑容地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握手交谈后,立刻招呼我们跟着言教授向小儿科门诊室走去。

言教授先是认真为韧韧作了各项检查,详细询问了发病的情况。翻阅了汪医生带去的资料,同时认真听取汪医生的情况汇报,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言教授看到“X”光片后,再对照文字的检验报告时她愣住了。摘下眼镜,对汪医生严肃地说:“你怎么把“x”光片上的粟粒型结核看成肺门淋巴结核呢?”显然,她的目光极为犀利,脸色十分严肃。汪医生的脸煞地变红了,极难为情地说:“我们医院“X”光片室是这么写的,我就没有再详细看片子了。”“你不是当年的高材生吗?这难道是我当年教给你们的严谨治医作风吗?”因为自己工作上的失误,毕业几十年以后的学生(自己也是专家级的了)面对老师当着病人、家属的面受到了这么严厉的批评,虽然十分难堪,但毕竟是自己错了,因此心悦诚服地说:“我错了……”听着他们师生的对话,我自然心中“格腾”起来: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误断而耽误了儿子的治疗时间吗?当埋怨的情绪刚刚冒头时,我又马上否定自己:不要埋怨医生,要不是汪医生提出到这里来求助,又有谁会知道这个“谜底”呢?我静下心来等待着言教授的决断。只见她沉思良久后提起笔来,写了一张处方交给汪医生说:“你带小孩去一医院(附一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头部是否有积水,然后将结果带到这里来。”

一医院与二医院相距约上十里地,汽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因为是言教授的处方,加上汪医生人熟,所以很快就做完了“脑电图”的检查。报告单上写着:“未见明显积水”。言教授看完报告单以后,自信地说:“照我的处方,坚持治疗没有问题!”汪医生接过处方一看,惊奇地发问:“激素还能继续使用3-4个月吗?”言教授颇为自信地说:“不错,过去书上写的激素连续使用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的规定是我作的,但凭我多年的临床实践证明,持续使用六个月也没有问题。你的药全部用对了,我只是作了一些调整,并作出继续使用激素的决定。今后状况好转,采取逐步减少剂量或用中药代替,平稳过渡的办法而已,保证没问题。不要采取其他办法。”;走出门诊部。我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教授。她约摸6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大而圆的脸盘上架一幅金丝眼镜配上一头银发,显得既学识渊博又风度翩翩。她神采奕奕,快步如风。回味她那,快言快语丝毫没有那种故作姿态的神情。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高贵的“女神”。

离开医院,我们直奔回家的路上。一路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心情特别好。谈及言教授的本领个个都交口称赞。特别是我,硬好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高兴得不能自己。因为高级专家作出了决断,亲自做了治疗方案,反复确认“没有问题,不要做其他治疗”这就是说,儿子不要接受那可怕的“鞘内注射”了。儿子真正有救了!为此疲劳和内心的痛苦如同马路两边的树木、房屋、田地、村庄一样飞快地抛到脑后去了……

从长沙回来以后,汪医生一方面按言教授的方案为韧韧精心治疗,另一方面多了一些对韧韧的关爱。他有时来看韧韧还会陪他一起玩。没多久儿子又慢慢好转。我们的心情自然随着他的病情转化。特别是作为儿子的父亲,他有更深一层的感悟,他认为言教授这么一个有学识、有成就的人,还能这样孜孜不倦的学习,能在实践中不断否定自我,完善自我,作出新的成就,我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不能多学点知识呢?于是他自学起中医来。他向朱医生借了一些书,自己又买了一些中医书籍,只要有时间,就在病房里学习起来,笔记都做了好几本。

就这样我们艰难地熬到了七月火热天。这时的韧韧病情基本稳定了,但仍没有撤除激素,只是在逐步减量,还不时伴有低热。

与此同时,汪医生试着撤去激素,采用中药过渡的办法观察了一个星期,低热仍然不退。当时,病室有两位中医。两人都上了年纪,均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多少有些历史问题,在那个年代,他们当然都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因此行医谨小慎微,见状两位医生均提出不再为小韧韧开单子了的请求。作为病人家属我们当然不满他们的做法。不过,我们还是理解他们的处境。怎么办?又到了三岔路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拖着不好,甚至返回到以前的状况去吧!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关键时刻还是韧韧的爹爹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亲自承担起为儿子开中药的重担。他凭自己的天赋,凭长于思考,勤学好问的优势和良好的记忆能力,花了两天时间,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从而研制了一张单方,并通过院方有中医、西医、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确认,正式服用他的药方(除一味药调整了剂量外)。真是有志者事见成,皇天不负有心人!儿子一连服了十一剂单方,硬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低温退了,各方面的情况都稳定了。八月底脊液抽检化验,白细胞正常了,又观察了一周,儿子好了,可以出院了。小韧韧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活蹦乱跳地跑到各个病房,把他要出院的喜讯与病房的叔叔阿姨分享。医生、护士个个都露出欣慰的笑容。病友、陪人个个都拍手称快。我们兴奋的心情更是溢于言表。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们筹措资金淮备办出院手续的时候,不幸的事又发生了。这天晚上七点钟,儿子兴高采烈地将自己就要出院的消息告诉了一个正在走廊里玩氧气瓶的六岁小男孩。这个男孩不小心将氧气车撞倒了。“哐当”一声,一百多斤的氧气瓶不偏不倚重重地扎在毫无防备能力的小韧韧脚上。打吊针从不哭脸的他此时哭得如同泪人,边哭边问:“我还能出院吗?……我和丈夫闻声出来赶快推开氧气瓶,抱起儿子就往“X”光片室跑。照片结果是右脚中指骨折。真的,又不能出院了。医生讲,这是万幸。如果,因为碰撞引起氧气瓶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天啦,又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西医面对伤科束手无策,只要我们将儿子的脚抬高,防止血倒流,不停地做冷敷就行了。这哪里是对付骨折疼痛的办法。儿子一声声揪心的啼哭,哭得我们好伤心。我一个劲地劝导和抚摸也解脱不了他肉体上的疼痛,更抚不平他心上的伤痕,因为他期盼已久,即将成为现实的“出院”又泡汤了!他原本以为第二天就可以走出这张“囚禁”他长达半年之久使他痛苦不堪的病房,见到日夜想念的祖父母和玩伴了。而现在期盼已久的“出院”二字又离他而去,所以这次的哭比什么时候都伤心。因为这时他脑子正常,真正是用“心”在哭。

医生、护士无不为他的伤心所感动,个个都安慰这个经历重大灾难而且又给他们带来不少欢乐的小病友。很多人送来礼物,鼓励他坚强些,并告诉他不要好久就可以出院的。

还是韧韧的爹爹有办法,连忙打开书本寻找药方。当天晚上,他带上手电筒到外面采药去了。他就地取材,从医院的花园里外面的菜地里采来了“芙蓉花”叶子,“石菖蒲”、“打不死”、“麻萖子”等伤药放在碗里捣成汁和浆一把敷在儿子的脚上。也许是草药的功效,也许是心理作用,敷上后他就讲不痛了。我们知道一心想着出院的他,是怕一讲痛就出不了院啦!

草药见效还真的快,儿子躺在床上敷了半个月的草药,真的可以走路了。终于真正可以出院了!经住院部结算要交1273元钱。这一千多元,现在看来是“小菜一碟”。而当时,像我们这种生活水平的家庭,上哪里去找一仟元?尽管老父亲听说孙子出院要钱,瞒着我们将自己的“千年屋”卖掉,也不到二百元。还少一大截。家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变卖了。无奈,只好求助组织。多亏丈夫单位的程局长,听说我们儿子死里逃生等钱出院。他胸脯一拍,开张支票全垫付了,然后收下我们一张欠条。(所欠的钱,以后五年才还清)

九月初,我的儿子韧韧总算脱离苦海,真正出院了!整整六个月一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当我们即将要离开这所拯救儿子生命的医院,告别日夜为儿子操劳的医生、护士,和朝夕相处的病友,我们的心情何等复杂……这里倾注了我们多少心血和关爱;流下了多少泪水和汗水;记录了我们多大的痛苦与惆怅;同时又结下了多少友情和亲情……

为了表达我们心中难以言表的情感,决定由丈夫执笔写一份有分量的感谢信。

这天,一大早医院大门口就围满了人。他们在读这份长达千言,热情洋溢,激情满怀的感谢信。只见人群中不时有人流泪;不时有人发出“啧啧”的惊叹声。为此,我们略感慰藉;带着从死神那里抢回、重病痊愈的儿子,离开了这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地方。我们心潮起伏澎湃……。汪医生和护士们站在医院门口,目送着我们的背影;我们一步三回头地向他们招手致意,渐渐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只有“汪伯伯再见!”“张阿姨再见!”的那一声既稚气又清脆的童声久久地回荡在旷野的上空……

“韧韧回来了,韧韧回来了!”我们硬是带着奇迹回来了!我们硬是“完璧归赵”了。交还了一个完完整整、毫发无损的孙子给公公、娭毑了。闻讯赶来的邻里,个个赞口不绝。大家都说:没有听说得这种病的人能全部治好的。纷纷夸说:“是你们家祖上积德的结果。”

“祖上积德”,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淮确地说这个奇迹应该是医生和病人家属相互配合的杰出典范。的确这年底我市医卫系统在市一医院召开了“医生和病人家属相互配合治疗”的经验交流会。我的丈夫应邀出席了这个会议。在会上他作了典型发言。他的发言得到与会者充分的肯定。是年一医院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随后还有过几次“结脑”患者的家属慕名来我家取经。我们都无一保留地传授。

出院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和汪医生一直保持联系。

后来,汪医生调往省儿童医院,从此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了。但他和言教授、张护士长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生命的记忆中……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成功地治愈这种疾病,真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迹。(当然,如今的医疗技术如此发达,这种病早已得到了预防和控制)这一奇迹的取得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医务人员高尚的医德医风,因为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才会虚心听取家属意见;为病人出谋划策,求医问药;才会让病人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这是一种真正的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所以说这个奇迹的取得是那个没有私心杂念的年代、医务人员的真爱所致;是所有为此事出谋划策的医生、护士、领导、朋友、病友和亲人们共同用爱心谱写出来的一曲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美妙乐章。当然,也是父母家人的这份难得的坚守和勤于思考,有胆有识的决策所为。

试想,没有汪医生饱含爱心的精心谋划与治疗,没有言教授的高超医术、高尚的医德;没有护士们关怀备至,没有父母的精心照顾,特别是作为父亲的这种长于思考、善于学习、大胆处方的作为;没有朋友、病友的帮助和鼓励;没有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我夫妻二人能长达半年之久不上班双双日夜在医院守候吗?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儿子这么严重的疾病能治好吗?好得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好得和病前没有两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由衷地感谢这些为此作过贡献的人们呢?有什么理由不将这虽然痛苦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往事镌刻于心呢?<至今儿子一直健康,现任一家广告公司总经理;他还擅长书法美术,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韧韧的成功治愈不仅还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儿子,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懂得感恩,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将爱永远传承下去。

几十年来,我们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的。无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在退休为民的生活中,我们都力争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友爱世代相传……

作者  谢泱宏

附:本文应我丈夫的遗愿而作。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以此献给我的夫君,愿他在天之灵能读懂我的心声!